如果出席白宫疫情简报会，站在主席台后的美国药监局（FDA）局长斯蒂芬·汗，不时会发现自己夹在特朗普和彭斯中间。被左右两位总统盯着看时，形象强硬的他在脸上泛青的花白胡茬和乌黑眼袋的映衬下，也显得有点可怜。

● 夹在特朗普与彭斯中间的美国药监局（FDA）局长斯蒂芬·汗 / 网络

美国疾控中心（CDC）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 Redfield）看起来则更像个和善老人。美国现在新增病例数水涨船高，不过近日身边一个讨厌鬼的离去让他眉间郁气纾解不少。

三周前，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HHS）频频干涉甚至强行修改美国疾控中心疫情报告的消息首次被曝，舆论燃起燎原大火，曾指责疾控中心“破坏特朗普所言的新冠‘可防可控’乐观局面”的该部发言人迈克尔·卡普托（Michael Caputo），在铺天盖地的骂声中不得不公开道歉。卡普托崩溃之下宣布自己患癌，开始休两个月的病假。

斯蒂芬没有雷德菲尔德那般幸运。10月6日，他等来了惴惴许久的坏消息：药监局新发布的新冠疫苗审批指南被白宫驳回。

药监局于9月下旬发布的这份指南为疫苗上市定下严厉标准，规定疫苗若要获得药监局紧急批准，开发人员必须跟踪参与试验患者至少两个月，以排除安全问题。按照这个版本，“只有一家制药公司可能有本事让新冠疫苗在大选前上市。”比尔·盖茨说道。

另外药监局还要求，在临床实验里，作为疫苗对照的安慰剂组中，至少要有五个重症实验对象，这一条比之前的旧版标准更是严格很多。 

特朗普认为，新指南有意将疫苗拖到大选后再上市，旨在褫夺自己抗疫功劳以及重要的催票话题。现在白宫否决该指南，意味着指南修改的漫漫拉锯战才刚刚开始，斯蒂芬有得头疼了。

不论如今的处境是好是坏，身为美国医疗系统掌舵者的雷德菲尔德和斯蒂芬都早已跟着部门一起卷入了这场政治旋涡中。虽然前者暂时送走了卡普托这尊“大佛”，但白宫会继续安排人手干预疾控中心事务；后者索性被推到了特朗普跟前，特朗普斥其发布的疫苗审批指南是“政治游戏”后，斯蒂芬算大大得罪了这位亲自任命他的总统，白宫也不会放弃插手FDA指南的修改。

这边厢特朗普神清气爽地出院，那边厢，夹在医疗专家和特朗普之间的斯蒂芬和雷德菲尔德无论向哪一方妥协，都势必要承受另一方的口诛笔伐。曾在政府授意下宣布“无症状人群不需检测”后被群起攻之的疾控中心，就是药监局的前车之鉴。

打着科学幌子的政治角力比病毒更致命。大选前的药监局和疾控中心被裹挟其中，似乎身不由己，而背后的代价，是冷冰冰的死亡数字，和无数躺在病床上气息奄奄的生命。

“会死人的”

“这个修改会死人的。”

这是今年8月24日，疾控中心发布的新版新冠检测指南中称“无症状人群无需检测”后，耶鲁大学医学院传染病模型与分析中心主任艾莉森·加尔瓦尼（Alison Galvani）对该指南所做的评价。

24日之前，挂在疾控中心网站上的措辞是“建议所有密切接触过新冠感染者的人进行检测”，之后的表述则变成了“与新冠患者曾保持密切接触（6英尺以内）至少15分钟但没有出现症状的人，不需要进行检测”。

这个修改是白宫基于保守派神经放射学家斯科特·阿特拉斯的意见做出的。内部人士透露，阿特拉斯和雷德菲尔德就此处改动曾爆发激烈冲突。

8月26日，雷德菲尔德硬着头皮出来解释，称新指南“是和白宫工作组共同协调的结果”。但这个解释无法平息公众的怒气，雷德菲尔德最后直接甩锅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指南的后续问题我将交接给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请他们来回答。”他说。

而8月27日保罗·亚历山大在发给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工作人员的一封邮件上，表示自己也赞同美国疾控中心的指导意见：“为了寻找无症状患者而检测无症状患者，这不是检测的重点。”

不过，这个改动依然挑战了“无症状人群仍具有传播病毒的能力”这个各界共识，激怒了医学界人士和部分熟知病毒的民众。根据疾控中心内部评估，美国大约40%的新冠感染者都是无症状的。

“请提供这个（指南）修改的科学依据。”美国医学会会长苏珊·贝利说道。美国传染病学会和HIV医学协会则要求疾控中心撤回这个修改。

舆论则更多地将疾控中心和特朗普联系在了一起，一时间阴谋论甚嚣尘上。因为减少检测量意味着美国的确诊数会成比例缩小，这对一直乐观化美国抗疫前景、鼓励复工的特朗普，无疑是种极大利好。

● 这封邮件的红字部分显示，卡普托的科学顾问亚历山大要求疾控中心立刻撤回并停止发布相关报告 / 网络

9月12日，Politico网站独家获得来自疾控中心内部的电子邮件，里面涵括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卫生部发言人迈克尔·卡普托等几位指挥美国抗疫工作的舵手级人物所撰写的私密邮件。这份证据足够重磅的原因，是因为它几乎坐实了“疾控中心受控于特朗普政府”。

自2020年4月，没有医疗和科研背景的卡普托就职卫生部发言人以来，一直独立于白宫的疾控中心开始变得如履薄冰。

邮件显示，卡普托和担任他科学顾问的麦克马斯特大学健康研究助理教授保罗·亚历山大，对疾控中心疫情报告的干预日益频繁。他们让后者温和措辞，不要把疫情写得“那么严重”，同时阻止一些不利于特朗普政府的报告发布。

在一些邮件中，亚历山大曾要求雷德菲尔德修改两份已经发表的疾控中心报告，他认为报告错误地夸大了新冠病毒对儿童的威胁，破坏了特朗普重启学校的努力。

“在我看来，疾控中心似乎在写抨击政府的文章。”亚历山大在邮件中写道，“疾控中心试图说，一旦孩子们聚在一起，病毒就会传播，这将影响学校的重新开学。民众被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误导了，我为疾控中心感到羞耻。”他随即补充道，他要疾控中心允许他直接修改报告，并要其立刻停止发布这些报告。 

“这些报告必须由像我这样的美国疾控中心外部人士来阅读，我们不能允许这样的报告继续下去，因为这太无耻了。”亚历山大在邮件中告诉雷德菲尔德和其他官员，“只有我同意美国疾控中心所撰写的报告内容才能发布，以确保公正性和完整性。”

另一份有关疾控中心指导医生如何开具羟氯喹处方的指南也因为卡普托团队的阻挠而被延迟发布。这种药物曾被特朗普认为是防治新冠的灵丹妙药，但这种说法受到了不少争议，其中也包括美国疾控中心的这份指南。“使用这个药物的好处不会比用它的风险更多。”疾控中心在指南中写道。

看完指南，卡普托团队对执笔者的政治倾向提出了质疑，因此指南的出版一再被耽搁，前后停滞了约一个月，直到9月上旬才得以发表。

而在8月8日爆发的一次冲突中，卡普托团队写给雷德菲尔德的邮件更加措辞激烈，他们指责疾控中心的科学家们企图“伤害总统”。这份邮件后来在疾控中心内部人尽皆知。

雷德菲尔德也没有掩饰自己的怒火，他多次当着同事的面公开抱怨卡普托和卫生部干涉太多，不顾科学。疾控中心的三位知情人士告诉Politico网站，疾控中心的官员一直在努力抵制卫生部干涉，但做出的妥协已经越来越多。

美国疾控中心的首席副主任阿内·舒哈特5月份曾撰写报告，回顾美国新冠病毒传播情况，结果被包括卫生部部长亚历克斯·阿扎(Alex Azar)在内的该部官员认定暗示特朗普政府应对疫情行动迟缓。此事在卫生部门内部引发了重大冲突，美国疾控中心只得重新修订报告。

但雷德菲尔德也竭力向公众解释情况没有想象中那么不堪，他已经努力顶住了一些政府压力。

不过，卡普托和亚历山大一齐向美国疾控中心施压，要求其更改发行的传染病周刊《发病率和死亡率每周报告》（MMWR）之举，在医学界的怒火上又浇了一把油。

这本发行历史悠久、以基于最新科学和传染病数据所做研究见长的周刊，一直是世界各国医生、科学家和研究人员追踪疾病暴发的珍贵信息来源。

正因如此，卫生部和卡普托团队的诸多“僭越”一经披露，其社交媒体立刻被骂声攻陷。9月14日的脸书线上直播中，处于舆论风暴中心的卡普托精神防线垮塌，指责美国疾控中心的科学家们试图“煽动叛乱”，并称自己作为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妻儿频频受到威胁。

“我的精神肯定已经崩溃了。”卡普托说道，“我不喜欢一个人住在华盛顿，我公寓天花板上的影子，孤零零的，太长了。”

而后他对亚历山大赞赏有加，称其“是一位牛津毕业的流行病学家，擅长分析其他科学家的观点。”声明中写道，“亚历山大博士就流行病政策向我提供建议，他被鼓励与其他科学家分享他的观点。像所有科学家一样，他的建议被他的同行听取、接受或拒绝，”

面对舆论压力，卡普托不得不为自己曾指责美国疾控中心“谋乱”的言论向该机构公开道歉，随即宣布离岗两个月，以进行自己的癌症手术。

这一局，美国疾控中心似乎扳回一城，但卡普托走了，他的左膀右臂们还在，其中就包括上月卡普托新任命的美国疾控中心临时幕僚长。

至于夹缝中的美国疾控中心和雷德菲尔德，是否能对得起身上的白大褂，是否能像卡普托试图干涉福奇的言论时，福奇所回应的那样，“没有人能告诉我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就要看这个顶尖医疗机构的生命力了。

消失的病人

美国疾控中心政治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无症状的病人们开始在数据上消失——因为不检测，就不会确诊。这或许是特朗普所乐见的。

美国9月份检测量下滑显著。根据《大西洋月刊》的新冠病毒跟踪项目，美国8月底9月初的每日检测报告比7月底减少了约10万次。9月初 美国新冠检测量触底，连续几天约为60万次左右。直到9月中旬，检测量才开始逐渐回升，并在当月25日再一次突破100万次。

早在6月份，特朗普在俄克拉何马州塔尔萨市的竞选集会上，就对支持者说过，已指示“他的人”“放慢检测速度”。可见，为了减少检测量，特朗普蓄谋已久，并在9月初看到了明显的政治成果。

而如今检测量回升，特朗普的政策受挫，一部分归功于卡普托团队的邮件曝光，一部分则由于“暗检测”重见天日。

美国媒体口中的“暗检测”，指的是如今广受推崇的抗原检测。这种检测比核酸检测耗时短，且不需要严格的实验室条件，方便快捷，十分受诸如养老院、体育馆等公共场所的青睐。

《大西洋月刊》发现，大部分检测结果都没有公开发布。他们咨询了生产这种抗原检测套装的医药公司，得知各大医药公司每周都有生产上百万抗原检测盒的能力，而且目前都没有存货，已经全部售罄，这就意味着，目前流入美国民间的抗原检测数量至少为千万量级。

但截至9月10日，整个美国上报的抗原检测量也只有约20万份，9月16日之前，仍有20个州没有单独公布抗原检测的结果。

《大西洋月刊》发现，按照美国疾控中心的标准，抗原检测如果呈阳性，应该被归于新冠疑似病例，但大多数州甚至都没有“疑似病例”这个条目，或者将抗原检测阳性也归于确证病例中。

而之前的疑似病例绝大多数都在实验室中检测后被发现，实验室都会上报给美国疾控中心，但如今做抗原检测的像学校、疗养院这类机构，并没有上报病例的意识。

尽管随着“暗检测”被披露，不少州已经开始重视起抗原检测结果的收集，但之前成千上万测试结果的缺失，让美国减少的病例数掺杂了不少水分。另外，相比于传统检测试剂盒所依赖的PCR反应，抗原测试的准确性要大打折扣。因此，大量没有症状但抗原检测呈阳性的疑似病例，和大量没有被抗原检测遗漏的阳性病人，将会是未来一段日子的“定时炸弹”，随时可能会引爆美国又一轮大规模感染。

不过，不论有多少水分，官面上病例数的减少，已经足够让特朗普高兴了。

“政治游戏”

过往还算和政府划得清界限的美国疾控中心，尚且无法避免被卷入2020年的政局，和白宫联系千丝万缕、局长都是由特朗普钦点的药监局更难独善其身。

9月23日，药监局刚出炉的前版疫苗审批指南被特朗普斥责为“政治游戏”，后者甚至撂下狠话：”这个指南必须要得到白宫的批准，我们可能同意也可能不同意。”

不过，疫苗的进展之缓慢，确实有点出乎特朗普意料，毕竟他曾经公开承诺，会在今年年底开始分发新冠疫苗，并保证明年4月份“每个美国人都能用上疫苗”。就在9月他还表示，“下个月可能疫苗就能准备好”。

但雷德菲尔德一直不认为年底就能大规模接种疫苗，疾控中心一再强调，最早也是明年夏秋才能推广疫苗，今年年底疫苗可能只会小规模地限量供应。特朗普对雷德菲尔德的说法“表示困惑”，他表示不理解疫苗为什么还需要更长时间。

即便平日远离政治纷争的药监局，最近也因为推出上文提到的“疫苗开发人员必须跟踪参与试验患者至少两个月”的新审批条款，而让特朗普兑现”年底让疫苗上市”的承诺的前景变得十分渺茫。科学和政治的“排斥反应”又一次呈现在公众面前。

白宫方面显然无法接受药监局的新条款。在特朗普政府看来，药监局放低了医药公司获准制造疫苗的门槛，却一再临时变卦，阻碍了疫苗审批。它在声明中表示，“没有证据表明，药监局增加的这些额外条款是有临床或医学依据的”。

而为药监局站台的科学家们，再次登场和白宫打擂台。

前药监局代理局长斯蒂芬·奥斯特洛夫认为，关于紧急状态下审批疫苗，药监局尚在摸索阶段，指南中的要求似乎是合理的。药监局此前只在一种疫苗上用了类似的标准——2005年授权了一种已有几十年历史的疫苗，用来预防炭疽中毒。

“在（新冠疫苗）这个问题上，真的没有任何容错的余地。”奥斯特洛夫说道，“即使是小范围内使用疫苗，也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不会出现疫苗风险远远大于好处的情况。”

上周，七名前FDA官员在《华盛顿邮报》的专栏文章中联名抨击特朗普政府的说法，“破坏了FDA的信誉”，并呼吁尽快公布指导方针监管陷入瓶颈的疫苗研发工作。

“科学家应该根据数据做出决定，而不应受到政治压力、意识形态或既得利益的干扰。”官员们如是写道。

由此，随着疾控中心和药监局被卷入政治漩涡，科学和政治的分歧再一次撕裂了因为疫情而不安的人心。在选举这个敏感的节点上，科学是否被罩上了政治外壳，茫然的美国民众无从知晓。而无休止的政治游戏中，被磋磨掉的是医学界和政府的公信力，以及那些沉默着被牺牲掉的平凡生命。(责编/权文武）